※一※ 

新中国设立前，身在香港的缪云台先生，由于对新政权不了解，于1950年7月赶赴好意思国省亲，直到1979年才归国。1984年，他完成了《缪云台回忆录》。此书前边的插图，有一张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寓居好意思国时与梅贻琦、胡适的合影：瘦高的梅贻琦站中间，双手紧抓放在身前；胡适左手当然插在西装口袋里，脸上是他典型的柔顺笑貌，站在右边；缪云台热诚果断，双辖下垂，站在左边。书中“寓居好意思国”一节记录了他与梅、胡等东谈主的来回，也为咱们了解其时节梅、胡等先生的生活提供了一段侧面的宝贵的史料。 

缪先生忆谈：“到好意思国后，开动我和梅贻琦先生共同住在纽约一个公寓。我在好意思国念书的女儿瑜成和她的姆妈住在俄亥俄州。半年以后，因为梅先生的夫东谈主韩咏华女士从香港来到好意思国，咱们就又另租了一套屋子，仍然住在一王人。一年以后，我的女儿炜成生病，需东谈主温雅，同期女儿瑜成也完毕业，并在纽约一家公司找到了打字员的使命，是以全家都搬到纽约。”（《缪云台回忆录》，中国文史出书社1991年5月第1版第173页）

从这里可以看出两东谈主关系之好。一年多时间，两东谈主合租一套屋子，即使梅先生夫东谈主来了亦然如斯。这应该与他们抗战工夫在昆明结下的友谊相干。 

西南联大南迁昆光辉，梅先生主理校务。全校师生的日常生活必须仰仗昆明当局的支撑。时任云南富滇银行行长和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缪云台就帮了大忙。比如说吃米问题。郑天挺1940年3月22日日志记录：“富滇新银行司理缪云台主办越南米运销事。”（《郑天挺西南联大日志》上册，中华书局2018年1月第1版第255页）4月22日日志记录：“公米可连绵接续，同东谈主及学生购用绝无问题。何（指何廉）意嘱余往晤缪云台，请其帮衬，盖欲归功于缪也。乃约今甫（指杨振声）、逵羽（指樊际昌）、勉仲（指查良钊）下昼三时往。”（同前书第264页）缪云台先生在回忆录中也说到此事。他说1938年夏初，我方赶赴越南河内与法国驻越总督商谈滇越路运输问题，其中一项便是争取越南边面取消越米入滇的损失。缪先生说，云南原来产米有限，平均两三年就要从越南购一次大米，此时又有遍及因抗战迁徙来的内地东谈主，大米更显垂危，而越南当局确切制定了不允许北部大米出品的禁令。经由争取，法国驻越总督取消了对云南出品大米的损失，何况保证每星期至少拨出六辆货运火车供运米之用。衣食住是东谈主生涯的基本需求，其中食又乃压根。只须吃的问题处罚了，一个东谈主在一个方位才算信得过安顿下来。西南联大南迁昆明，缪云台匡助处罚的便是这类压根问题。 

1943年上半年，缪云台接到好意思国方面邀请，约他前去探问，就战后建造问题进行历练相易。到达好意思国后，他曾问好意思方缘何邀请他。1941岁首和1942年7月两度手脚好意思国总统特使访华的居里说：“你可牢记在昆明时咱们同梅贻琦、蒋梦麟先生有一次约聚吗？那次饭后，我曾提议中国战后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梅、蒋两位说是栽植问题，你说是社会经济问题，我感到你其时就依然注释到潮水所趋，是以但愿你能来望望，彼此交换一下见识，使好意思国的工场能为中国战后的建造，提供一些府上。”（《缪云台回忆录》第109页）要是说缪云台这次受邀与他们约聚交谈相干，这次出访，据梅先寿辰志记录，梅先生等东谈主曾屡次为他饯行。1943年7月18日，“中午与卢开瑗、张大煜为缪云台饯行，在西仓坡二桌”。（《梅贻琦西南联大日志》，中华书局2018年5月第1版第157页）8月2日，“金（指金岳霖）、沈（指沈昌焕）二君在留好意思谋划班为缪君饯行宴客。”（梅记第158页）由此可见，他们之间关系非归拢般。 

在西南联大时，梅贻琦月工资是2400元，全家七口东谈主压根入不敷出，韩咏华只好与其他诠释夫人联合在学校作念饼卖，为了图祥瑞和增强驯服穷困的信心，取名曰：定胜糕。1962年2月和5月，胡先生和梅先生一前一后牺牲。梅先生牺牲后，东谈主们整理遗物时，发现他随身佩戴的手提皮包内，确切装的是积年来他所掌管的清华基金的账目。1950岁首，到达好意思国后，他在纽约华好意思协进会内管制清华在好意思基金。尽管和缪家合租屋子，日子过得长途，但看这批账目，一笔一笔清澄莹爽。 

※二※ 

胡适先生1949年4月再度赶赴好意思国，1950年6月，夫东谈主江冬秀到达好意思国，两东谈主住在纽约东八十一街104号。既然都住在纽约，缪云台先在李国钦的华昌买卖公司担任照应人，李国钦与胡适交谊颇深，抗战时，胡适就诈欺李国钦的帮衬，巨额结交工商东谈主士，争取他们为中国抗战提供支撑，有这样一个中间东谈主，再加上有梅贻琦等共同的老一又友，缪云台和胡适难免产生来回。 

缪云台回忆：“正常和我战争较多的有胡适之、梅贻琦、郑天锡、诸兆申、张谦、王宠佑、雷泽鸿等东谈主。咱们这些东谈主都是对台湾当局失望、动怒，但对大陆又不深知的东谈主。咱们有一个按时的约聚，规定在每个月第三个星期的星期三为约聚日，每次相约到中国城去吃一餐中国饭，骨子纯以约聚为主。咱们时常保持一桌东谈主的数量，要是有东谈主离开或不在了，就再补进一些东谈主，自1951年开动，一直不竭到当今。除以上几东谈主外，其后补进参预的还有李汉魂、吴菊芳等东谈主”，“在家庭之间，咱们也有一个不按时的约聚，这是连同家族一王人参预的约聚。除胡适之，梅贻琦、郑天锡、张歆海、张谦几家外，还有何廉、王文伯两家”。（《缪云台回忆录》第175页） 

他们的约聚似乎在胡适先生的日志中也留住了影子。1952年11月4日，“今天到GestLibrary（葛想德书库）去翻查《骄傲宗诗》四集，及《永乐大典目次》等书，一天都在书桌上。晚上在缪云台家看T-V（电视）陈诉选举的服从。到十点钟，大体已决定，Esenhower（艾森豪威尔）的大捷利已无问题了。”（《胡适日志全编》第8卷，安徽栽植出书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259页）1953年1月25日，胡适从台湾回到纽约，“下昼三点到纽约IdlewildField（艾德怀特机场）降落，冬秀与刘锴‘大使’，游建文夫人，缪云台夫人，刘驭万、严文郁、童世纲、汪振寰……都在场接我。”（同前书第291页）从这些日志看，胡、缪两东谈主关系如实可以。前期胡适先寿辰志时常记约聚的事，1949年以后，记约聚的事也有，但往往是对于一些要紧事件的约聚kaiyun中国官方网站，像这类一又友按时约聚和家庭约聚则稀疏。因此，缪先生的这个回忆，在胡先生和何廉等东谈主的回忆录中基本莫得谈到，算是填补了对于胡适、梅贻琦他们这些东谈主流寇好意思国青年活花样方面史料的空缺。